判决书已经拟好，静静地躺在卷宗里。

只差送达了。

但承办案件的崔法官还是有些不甘心。他拿起电话，再一次拨通了某保险公司代理人的号码。

这是一起标的不大、却让一家人在悲痛中奔走数月的案件。

某日，雨天路滑。卢氏县某村一位年迈的王某某在走路时不慎摔倒，头部受伤，两天后不幸去世。此前，他名下有一份团体意外伤害保险，保费30元，意外伤害保额15000元，附加意外医疗费用补偿1500元，共计16500元。

王某某的妻、子、女三人向保险公司申请理赔。然而，保险公司认为证据不足以认定事故属于“意外伤害”，理赔迟迟没有结果。三人将某保险公司诉至卢氏法院。

承办法官接手案件后，很快发现了问题的症结：原告都是普通村民，不懂法律，拿不出足以认定“意外事故”的完整证据；而保险公司则需要一份清清楚楚的事实认定，才能走完内部审核流程。双方都卡在了这里。

法官没有急着开庭了事。他先给原告留出了举证期，把需要证明什么、怎么证明，掰开揉碎了讲清楚。第二次开庭，原告补齐了材料，保险公司的内部障碍迎刃而解。

但调解的路并不好走。

原告一方情绪激动，言语中满是委屈，有时说着说着就“破防”了。法官没有打断她，也没有急于把话题拉回正轨。那些与案件无关的家长里短，法官也一并听了进去。“有人愿意听，心里的怨气就消了一半。”一次次的电话沟通、线上开庭，信任在不知不觉中建立起来。

然而，保险公司内部的决策链条很长。代理人多次向业务负责人汇报，却迟迟没有回音。调解陷入僵局，法官依据现有证据拟写了判决书。

就在宣判前夕，他再次拨通了那通电话。

这一次，保险公司表达了新的调解意向。法官立刻联系王某家属，经过沟通，原告方在理赔金额上作出了适当让步。材料不全、手续难办、审核流程长——这些曾让双方争执不下的细节，法官也一并协调解决。

最终，双方自愿达成调解协议：某保险公司于2026年3月31日前，向王某某的三名家属支付保险金11100元，双方在调解笔录上签字，一场持续数月的纠纷，在判决书送达前画上了句号。

“案件标的额或有大小，但群众诉求无轻重。”从庭审到宣判前的那通电话，从线上开庭到线下协调，承办法官用“不放弃”的执着，让公平正义以更有温度的方式抵达。

那封拟好的判决书，最终没有被送达。